五千年中华文明大部分实际上是黄土文明（或曰农耕文明），黄土文明在原始社会的人性启蒙阶段，占有天时地利。因此，在元朝之前，当欧州还在愚蒙、美洲还没有开垦之前，强大的中国除了内乱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挑战。因此，在公元一千三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积累了一套完整、深厚、自成体系的人类文明。黄土文明最显著的特征是固守性，因为地大物博，往往圈地为安。而海洋文明的萌发，主要源自土地的稀少，生存空间之受迫，因而，海洋文明主要的特征是超越性。欧州文艺复兴的最大成果，莫过于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最终更加理想化地移植到了美洲，美利坚的崛起是海洋文明的必然成果。在东方，日本深受中华文明的恩惠，但这个海域民族在越超土地的概念上更加强烈。因此，东西方交汇的最大成果，应该是日本的出现。日本人固守家园，但也更注重超越，以固守为目的，以越超为手段。如果日本人不具备更强烈的超越意识，日本怎么会屡次对大自己百倍的中国一再进犯？并从中国捋取无数财富？因此，明清之际，中华民族由于大明大清遗规的流毒，国之危机四伏，仁人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淹没于“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歌舞升平中。
    中国人最先发明了火药，本应国防稳固，但八国联军“文明”的枪炮竞然都取自中国，中国的悲剧正在于，物质基础不能形成精神力量，精神力量不能形成大众教化。火药的发明可能是智慧老者的“玩玩而已”。就像斗蟋蟀一样，都归于技艺一类。火药的出现，完全是新文明的火种，而应把这种先进文明在中国启动。但是，火药捏在中国人手中，是鞭炮，是向龙、向佛祈福的迷信；捏在欧洲人、日本人手中，是动摇黄土文明的强硬的武器，异域他乡借中国人的智慧打败中国人，这种悲剧何其惨烈！
    再看中华鲟，这种鱼本在长江大海之间静静穿游了上亿年，但是我们的先民以及现在的我们也没有从中华鲟身上得到有益的启示，很可能在国人眼中，中华鲟不过是一种珍贵的鱼而已，对中华鲟的研究和古人或许会抱有同样的心态：“玩玩而已”。一个“玩”字点明了很多民众的心理，玩字当头引伸一步即黄赌毒在一个落后地区的出现甚至漫延，自然生存的忧患意识就乍有实无了。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竟然把中华鲟的精神发挥到极致。欧美日他们从遥远的西半球、大洋彼岸侵略征战到中国，可以说不是用中国的火药打败了中国，而是用中国的“中华鲟”精神打败了中国。
    无数次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明白，没有远大目标的盲目恋母、恋土，最终也和李后主没有什么两样，“有心爱之”、“无力护之”。在入世后的现代社会，如果仍然抱着这种心态，则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中，我们仍然可能一败再败。
    中华鲟给了我们启示，想一想中华鲟一亿四千万年以来的生存历程，不难发现，一贯崇拜上天的中华民族，实际上上天确实给了中华民族一个最珍贵的礼物，这个礼物足以让千年文明脱胎换骨、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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